全球化治理全球化

尽管反对和质疑之声始终伴随着这一轮全球化浪潮,英国脱欧,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的一系列政策使得人们不能再无视逆全球化的动向。它不仅是两个世界主要国家投票的结果,而且正在变成越来越具体的政府行为。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逆全球化可能是对过去20多年来全球化高速扩张后向常态回归的一个过程,至少经济全球化水平不会发生大的逆转。

全球化进程放缓的原因

2013年麦肯锡的一篇报告就已经发现了金融全球化明显放缓,2014年4月7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题为“逆向全球化”的文章更指出全球经济一体化在逆转。但是,逆全球化问题真正受到关注还是源自特朗普提出退出TPP、联合国和WTO,明确要优先保障美国利益,将工作带回美国,甚至修建美墨边界墙以及移民和难民限制等政策带来的强烈冲击。

本轮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于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名为和平红利,实为发达国家试图倚仗自身的资本和技术优势在全球扩大自己的影响并占领世界市场。因此,全球化曾被视为美国化。但恰逢此时,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大幅度推进了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的进程,所以中国的崛起也被公认为得益于全球化,结果全球化已经不能再等同于美国化了。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西方国家是相对实力在下降,国际经济格局面临重大调整。面对这种始料不及的情况,西方国家一方面指责中国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搭便车,不遵守国际规则,进行不公平竞争,表明了他们对中国在全球化潮流中实现崛起的复杂情绪。在另一方面,他们先是试图制定新的国际规则拒中国于国际社会之外,此后则索性转向逆全球化。

全球化中出现的问题

全球化从来就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早在2003年,斯蒂格利茨就出版了《全球化及其不满》。当时他已经指出,代表发达国家利益的IMF和世界银行所推行的全球化就是要把“华盛顿共识”强加于发展中国家,并警告这将引发种种恶果。应该看到,斯蒂格利茨的本意并不是要否定全球化,因为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而在于全球化的方式。

在全球化中,发达国家的高科技产业才是最大受益者,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但是这些回报大都被金融寡头和精英所攫取,出现严重的分配不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普遍提高国内各阶层的福利就需要分配制度的保证。因此,斯蒂格利茨在2006年又出版了《让全球化造福全球》,专门讨论了这些被传统实证经济学忽视的规范问题,可惜多年来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由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等“旧经济部门”的蓝领产业工人所受到的冲击最大,在经济转型中面临结构性失业,对经济和社会不平等的不满持续加剧,进而对政治和商务精英产生深深的不信任。这些因素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在英国脱欧公投中也有类似表现。但是,美国贸易优势并不是在于普通制造业,这些部门的盲目回归不符合国际贸易的原理,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失业是经济模式转型造成的阵痛,是一种结构性失业,不能单纯指望保护贸易政策得到解决。底特律的衰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美国政府应该做的是适应产业结构的升级,推进国内改革,特别是下大力气办教育,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而不是简单的把就业带回美国。这样做不仅不会使美国再次强大,而且会使美国进一步衰落。

逆全球化不会长期存在的原因

事实上,美国的优势更在于吸引全球人才的能力。特朗普执政以后收紧移民政策,给这些高科技企业的发展带来困难,而这对于美国来说恰恰是事关重大的问题。即使对发达国家普通民众和蓝领工人的生活而言,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也提高了他们的购买力水平。如果采取逆全球化政策,不讲贸易优势,美国企业的成本就会上升,物价也会上升,人民的福利水平就会下降。

最重要的是,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政策主张。20世纪30年的贸易战和货币战经历说明,没有人能够幸免于混乱的国际经济秩序。保护主义、逆全球化和孤立主义都是不可取的。

尽管逆全球化思潮泛起,我们还是应该看到驱动全球化的因素依然会发挥作用。毫无疑问,降低成本是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动力,而逆全球化必然造成成本上升和国际竞争力下降。从这个逻辑上说,逆全球化要能持续,就需要避免出现这种不利的局面,而这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技术进步造成的成本下降可以抵消逆全球化造成的成本上升,从而维持产品竞争力;二是逆全球化产品的竞争性或替代性产品的生产也要同步转向逆全球化,才能使得逆全球化产品才不会在竞争中丧失优势。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这两个前提条件很难存在,因而长期的逆全球化是有难度的。保护主义可能在短期内给世界经济带来一些负面冲击,但是不会持久。

全球化进入新常态

2016年12月,IMF的《金融与发展》杂志刊登了一篇题为“重置全球化”文章。作者的基本观点也不是认同逆全球化,而是认为当前的全球化被叠加上太多的程序和任务,不堪重负,需要重新设置全球化,以便顺利的运行下去。作者认为此前的全球化可能是一种超调状态,而国际投资和贸易5%左右的增长更可能是一种值得期待的适度水平,也就是说当前的金融全球化程度也许才是恰如其是的新常态。

就金融危机以来全球贸易增长速度落后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的原因,一般也认为是结构性因素要大于需求因素。这些结构性因素又可以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随着经济发展,服务占比越来越大,而服务贸易的收入弹性又小于货物贸易,所以总贸易的收入弹性不断下降,GDP增长对贸易增长的拉动力就会减弱;其次是全球化的红利的衰减,主要表现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融入世界经济后给全球贸易带来的影响已经常态化,增长率出现下降;最后,全球价值链扩张给国际贸易增长带来的拉动作用也在逐渐下降。其实从这个意义上看,贸易全球化的停滞恰恰反映了全球化作用和影响得到了充分发挥。

所以,与其说当前出现了逆全球化,不如说是全球化正在改变,是全球化和整个世界经济不断走向成熟和稳定的新常态,而不是全球化的停滞或逆转。

全球化治理全球化

应该看到,当前全球化所出现的挑战恰恰是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管控全球问题的能力落后于不断出现的复杂和紧迫的问题造成的。正如在城市化迅猛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城市病,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人向往田园生活就因此否定城市化一样。问题不是全球化,而是如何管理全球化的进程以及随之产生问题。

从国际角度看,全球化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治理的改革进程。在当前的国际经济格局中,单纯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本身是不够的,更需要国际合作,特别是大国之间的合作。全球问题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边界,各国又有不同的诉求,要协调一致就必须有足够的诚意承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要解决当前全球化带来的一些负面冲击,出路不是退回贸易保护主义。要相信理论和历史,要正视全球化高速推进中出现的问题,要强化全球治理,才能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这最终需要各国政府的共识、勇气和决心,通过全球化来治理全球化。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编辑部主任,文章转自《世界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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